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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的深秋，我们的第一份文化墙打样稿，纸边已经起了毛，油墨在米黄色铜版纸上晕开半圈浅印——那是当时用二手打印机反复校准色彩时，没来得及吹干留下的痕迹。
那时候团队只有三个人，一台从二手市场淘来的喷墨打印机，接的第一单是给本地一家小作坊做车间文化墙，对方只给了一张手写的需求条，要‘贴在墙上不反光，字要亮’。我们蹲在作坊的水泥地上，把字的大小、间距用铅笔在硬纸板上量了十几遍，最后裁出的字刚好能嵌进车间立柱的凹槽里，没花对方额外的安装费，那单的尾款是两袋刚出锅的馒头，我们吃了三天。
后来有一次，给本地的企业做文化墙，客户要求‘灯光下不能有重影’，我们的设计师蹲在脚手架上，对着每一块板材的拼接缝，用游标卡尺量了三个晚上，把误差控制在0.1毫米以内，最后安装的时候，连客户的工程监理都蹲在地上看了五分钟，说‘这缝比我家地板还平’。
现在我们有两百多位坐班设计师，每天的工位上都摊着不同材质的样片，从亚克力到拉丝不锈钢，从植绒布到夜光膜。累计服务的客户已经超过7000家，我们的制作环节不养工厂，都是和固定的代采方合作，敲定设计稿后走代采流程，货到再付款，每一步都留着可追溯的记录。
上周三的凌晨一点，公司的会议室还亮着灯，两个设计师对着电脑屏幕，反复调整文化墙的配色方案，桌上的咖啡已经凉了三杯，他们说‘总觉得还差一点，再磨磨’。
其实从2003年到现在，我们没变的就是这份‘再磨磨’的劲儿，还在好好做文化墙。